快手曾光明：探索记录的极致

文|安小庆编辑|金匝在中国，可能没有第二个人比曾光明更适合被叫做「娱乐新闻活化石」了。这位曾经的中国大陆第一代专业娱记，挖掘和培养了后来的卓伟和冯科，而今他以合伙人和首席内容官的新身份，加入了注册用户达到6亿、日活用户数超过7000万的快手。谈起与快手CEO宿华的结缘，「因为我们想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我的人生一直在做记录和传播，他在做记录和分享。他有这样的技术，而我有这样的能力。我们认为，可以一起去探讨记录和传播的边界和极限在哪里。」7月10日午后，上任半年多的「快手科技」合伙人、首席内容官曾光明趴在电脑前，赶写一篇快手知乎账号小编向他约的稿件。他身后的白色墙壁上，挂着十几幅彩色报纸版面，纸张已有些泛黄，显示出年代感。不过醒目大图和粗体标题依旧吸人眼球：港星陈宝莲自杀身亡，刘晓庆出狱后第一张素颜照片，演员吴若甫被绑架后的独家专访。这些在中国娱乐新闻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代表着曾光明作为资深媒体人职业生涯的前半部分。在这些版面代表的过去里，他被叫做李玩，李小玩，玩叔，小玩总。他过去25年的职业生涯如同娱乐新闻业的编年史：中国大陆第一代专业娱记，都市报娱乐报道采编的先行者，将调查报道引入了娱乐报道创立了中国第一份娱乐专刊，挖掘和培养了中国最负盛名的两位娱乐记者卓伟和冯科。在中国，可能没有第二个人比曾光明更适合被叫做「娱乐新闻活化石」了。但此刻，他正代表着快手当下中国最受关注和用户数量最为庞大的国民应用之一。「你看到一个少年人，来到他觉得最好的地方，选择了他觉得最好的形象，这是一个年轻人，在追求自己生命里最美好的东西虽然这个东西你完全看不上。我不会忽视一个追求他生命中最美好事物的年轻人，他们有未来，他们有希望。」他在电脑屏幕上写下的一段文字，用以回应对快手内容形象「低俗」的质疑。曾光明觉得这个问题实在太熟悉。过去他一直在被太多人追问相同的问题，只不过之前的主语是娱乐新闻，而现在变成了快手。而过去的李玩和现在的曾光明，似乎要做的都是同一件事：致力于信息的生态多样性，并始终与技术和时代产生共振，探索记录和传播的边界和想象力。一次革新「快手科技」公司的办公楼位于「宇宙中心」五道口的一座临街大厦。5个月前，这家国民四大应用软件之一的公司在今年3月时获得3.5亿美元的新一轮投资。与许多备受关注的年轻创业公司不同，快手办公区域的内部装潢没有任何高饱和度的颜色，也没有贴在墙上和挂在屋顶上的各种彩色标语和创始人口号更像是一栋不显露任何个性、风格近似于20年前的写字楼。公司的一位员工透露，最开始宿华甚至不愿意把桔色的公司名字挂到楼体上，「因为很多人找不到才挂了上去」。这大概是一种程序员导向的风格倾向隐于数字背后，冷酷，客观，不动声色。看上去和新闻也有某种类似：同样要求客观和零度叙述。这是曾光明在和宿华在认识并聊了十几次天之后，得出的「遥远相似性」。在这些密集的聊天之前，作为网易史上一度管理事务最多的总编辑，和作为快手CEO，曾光明和宿华都在为了内心的困惑而奔走。2016年，是曾光明进入传媒行业的第25年，他巧合般地踩过了每一次技术革新和每一种媒体形态，但内心的困惑却越来越大。「我经历过最好的报纸，最好的杂志，最好的网站。对我个人来讲，可能性好像已经到最大。那么接下来呢，还能做什么?」在网易的后期，曾光明想要寻找解决媒体行业瓶颈的方案。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他在各个技术论坛里面转来转去，转得多了，很多认识了的工程师们都说很「讨厌」他：「你个文科生跑来干什么，你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慢慢地，他发现，这20年来有一些事情是很明确的：「很多所谓传媒行业的变化，其实背后是技术的变化。」「如果没有激光照排，我们周三才能看到周日英超比赛。90年代为什么会出现时尚杂志的集体兴起?因为彩印机进中国。进入PC、手机时代就更不用讲。所以我很好奇，究竟这个时代里，技术和传播的极限在哪里?」他找到的答案是人工智能：「因为传统传媒、编辑的能力是有限的，面临海量的资讯，人工智能能够给我们带来无穷想象力。」2016年3月，曾光明和曹大元九段一起坐在网易的直播室里看了五场人机围棋对战。他记得，到第三场的时候，内心已经非常清楚：Alpha Go已经远远超越了人类。棋局结束，曾光明和曹大元坐在那里，默然良久。最后，曹大元讲了一句话：我毕生都在追求围棋的最高境界，希望人工智能带我看到围棋的巅峰，人类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通过AI实现了。做了25年编辑的曾光明，对棋手曹大元产生了知音之感。他似乎有了一些模糊的方向。他一向喜欢有趣好玩的东西，好奇心甚至驱使他跑去硅谷理解人工智能。「就像你不跟Alpha Go下棋，体会不到它有多么可怕或者多么可爱。」当他在一个接一个的技术论坛里寻找答案时，工程师出身的快手CEO宿华也在为自己的苦恼和困惑寻找答案。那时的快手早已成为日活数千万的国民应用，但公司形象始终与低俗和恶趣味的关键词联系在一起。这间程序员超过80%的公司，在那时还没有专门的品牌传播和公关部门。如何让外界理解快手丰富和复杂多样的真实面貌，是困扰宿华已久的难题。2016年9月，曾光明和宿华终于在一个视频技术相关的论坛上碰到。曾光明回忆，「坐下一讨论，我们就立刻明白对方是要找的人了」。他甚至认为，他们两个人如果不是走到一起，就会走到正对面。「因为我们想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我的人生一直在做记录和传播，他在做记录和分享。他有这样的技术，而我有这样的能力。我们认为，可以一起去探讨记录和传播的边界和极限在哪里。」决策很迅速。刚进公司第一天，就有同事问他，「玩叔，你玩快手吗?」他能听懂其中的意思：「我不是快手的典型用户，但对一个记者出身的人，那实在没什么特别的。我进快手的时间很短，但我做『快手』这份工作的时间已经很长很长了。快手办公室 尹夕远 摄一个编辑的确，时间已经很久远了。上世纪80年末，广西师大英语专业还没毕业，曾光明就跑来广州，进了一家杂志工作。他喜欢油墨的味道，爱在印刷厂里转来转去。学生时期的曾光明有一天，李玩发现杂志首席记者的文章印了四页之后，没有结尾就结束了。于是他打电话给她，对方说正忙，让他帮忙把文章补完。他揣摩文风补了结尾。第二天首席记者在总编面前夸奖了他。他开始进入杂志做人物采访，第一次是采访一位主持社会法制栏目的女主持人。他还记得文章是这么开头的，「王今从来不用黑色和红色的塑料垃圾袋，其实她家里不用任何类似的塑料垃圾袋，自从采访了碎尸案后，那些装着尸块的黑色的红色的塑料垃圾袋，她再也没法忘记。」但领导直接掐掉了这个开头。当年，这样的文风是不被允许的，「只能写成某年某月某日下午，天气晴朗，我和王今来到咖啡厅」。曾光明认为即使再来一次，他还是会这么写。没有经历过科班训练的他，一切都是凭借讲故事的本能和语感。他先后历经《足球报》、《新快报》、《周末画报》后，时间到了1998年。尽管曾光明不愿意参加单位组织的「走进新时代」大合唱，但所有人的确都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时间。这时，创刊不到两年、在当时看来还只是一张市民小报的《南方都市报》招人了。他前去应聘编辑，考试拿了90多分，比第二名多了20分。但即使这样，报社人力还是毫不犹豫地在第一批就把他刷下去了。成为南方报系领导的庄慎之还记得那些传闻，「大概就是说这个人比较野，不是很听话」，但始终认为「性格特点不等同道德评价」的庄慎之拍板留下了他。1999年5月，广州夏天的一个中午，当他走进老办公楼16层的《南方都市报》文体部大办公室，发现长发的张晓舟蹲在办公室中间写稿，再一看旁边的龚晓跃，高中都没毕业，学历比他还烂，他想，「连这些『怪物』都能在这里待得下，那我也OK的」。于是，曾光明成为南都第37号员工。这被他视作传播生涯真正职业化的起点。文体部的娱乐版，当时只有两个人。除了曾光明，还有后来成为《南都娱乐周刊》主编的谢晓。谢晓通常外出采访，李玩在后方编版。有时版上五六篇稿子都是他写的，于是使用了许多化名。有一次部门领导庄慎之打算招新记者，看见娱乐版上有一篇署名「李小玩」的评论，就跟谢晓说，「把这个人找过来吧」。谢晓说，「这个人就在我们报社啊，就是曾光明」。从那以后，曾光明成了李小玩。1999年，内地娱乐新闻依旧「惨不忍睹」。曾光明把全球各地的消息编译后，立即能领先同城不少，此外，他和同事开风气之先，开始做专题了。从在印刷车间送别铅字印刷到激光照排的普及，从官办媒体到市场化媒体，从宣传性质的科教文记者到第一代职业娱乐新闻从业者，曾光明似乎恰好踩在了时代的许多变革和转换节点上。但中国人似乎从来就没有拥有过纯粹诉诸趣味的娱乐。娱乐总是要和教化在一起才能存在，单纯的「娱乐」总是携带不同程度的「原罪」。这也导致对娱乐行业、娱乐新闻和从业者的普遍轻视和边缘化。在当时的南都内部，李玩和部门同事也经历过很多不忿的时刻。他记得有一年的奥斯卡颁奖礼之前，他在报题会上报了一个相关选题。这时国际新闻部的同事马上质问道：「你怎么做奥斯卡?你做之前怎么不跟我们打招呼?」他第一时间感到的是惊讶，继而是愤怒：「你们没有搞错吧?我娱乐版做奥斯卡不是天经地义吗?」不过，他也能理解，「因为早年从事娱乐新闻的人能力是非常低，他们只会发通稿。」他在娱乐部的表现越来越出色，版面从半个版逐渐增加到12个版，其中绝大多数版面都是他首创的。庄慎之记得，李玩对娱乐新闻有旺盛热情，「从不觉得做娱乐就低人一等。他的很多点子和创意天马行空，受到的隆重表扬也比较多」。2000年南方都市报娱乐版策划的「四大花旦」报道，确立了赵薇、周迅、范冰冰、徐静蕾的格局，影响了此后的娱乐圈生态，庄慎之回忆，「策划编辑正是李玩，影响了此后的娱乐圈生态」。对于所谓的高雅和通俗，严肃和娱乐，李玩从没有因为新闻品类的不同和这些简单粗暴的二元对立关系而产生过烦恼和焦虑。他自认「好像从小就是一个没太大分别心的人」。庄慎之印象很深的一点是，「他从来不会觉得娱乐是边角，是可有可无。那时候的他已经表现出跟集体疏离的逆反气质」。「但不是为了逆反而逆反，为了通俗而通俗。我想我们共同厌恶那种被外力规定了的关于高雅和低俗的划分。在反权威方面，他走得比我更远，他认为雅俗应该是受众去界定，而不应该由权力去界定。」李玩为娱乐和娱乐新闻正名的初衷，大概发乎一种模糊的关于平等的本能和叛逆。「真实的信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不少老同事们都还记得他当时常说的一句话，「新闻事实不分高下，分高下的是你对新闻的态度。」曾光明在传统媒体时的模样娱乐传媒教父在这样的价值观框架下，让曾光明这样从90年代初就进入传播和媒体行业的资深人士，去回答关于「快手为什么惹人嫌」的问题，简直是一件太过容易的事了。3天过去，曾光明应约撰写的回答，已经获得近13K的知乎网友赞同。在回复里，曾光明提到了「乡村的16岁杀马特青年」：「他从他的村里走到镇上，来到镇上最热闹的街，在街上最洋气的发廊里，选择了这个最炫的造型。显而易见，他选择的造型，完全不符合阁下的审美，low得很，他很失败。」但现在的曾光明和过去的李玩都觉得，人「可以追求自己生命里最美好的东西虽然这个东西你完全看不上」。这背后是不应该被评判的自由意志和个体选择。2003年非典期间，李玩也来到北京追求一个当时很多人都不太看得上的东西在两个月内，他创办了国内第一份专门的娱乐新闻报纸《明星BigStar》。在这里，他挖掘和培养了中国第一代娱记中的佼佼者：卓伟和冯科。冯科记得，因为非典，他原本从北京逃回了长沙老家。得知面试，他又开了28小时的车来到李玩的办公室。李玩问他：你一个月花多少钱买书?他有点懵，觉得这个人「路子有点怪」。不过，李玩对他说来就来的风格和曾经专业射箭运动员的体格很满意。「等于是从街边『捡』回来的。一看小伙子不错，身高马大，扛得住镜头，就留下来了。」李玩回忆。因为报纸刚办，他也招不到人，于是四处打听。有一天听说卓伟在天津《每日新报》也没事干了，就给他打电话，「我说北京办个报纸，你要不要来?他说好啊。」于是被赋闲在家的电影记者韩炳江成了后来的卓伟。卓伟和李玩的共事时间不到两年，但卓伟对李玩招他进《明星Bigstar》依旧感激。他认为他们「都认同将深度调查的方式引入娱乐新闻报道」，而李玩又将南方当时「先进的娱乐报道生产方式带到了北方」。在用人上，冯科觉得李玩「很好玩」，就像他过去的经历一样，李玩搭班子选人也是不拘一格，「是那种行事手法灵活飘逸、特例独行的带头大哥。他总是鼓励我们做大新闻，从不吝惜在经费上的投入，全力在后方做好保障，很给劲儿。」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拍《十面埋伏》，那时冯科的相机才200万像素。要想拍到近景，必须要有长镜头。「我上午才跟玩哥说了，他下午就买好了。第二天上午，我们就拍到了独家」。在《明星Bigstar》两年多，卓伟和冯科合作写出近百篇独家爆料报道。这些独家猛料，基本养活了当时初起的各家门户网站的娱乐栏目。快手办公室正墙上挂着的就是冯科、卓伟的作品《hi刘晓庆出狱首次曝光》。那时所有人都知道刘要出狱了。第一天，秦城监狱门口有一百多个记者，第二天几十个，一个星期后有7个，到第20天，就只有冯科一个了。当时也没有其他记者替换他，冯科一个人每天守24小时，他妈妈给他送饭，守到第23天，终于拍到了。在《明星bigstar》发刊词里，李玩写道，要做一个坚持走大众娱乐路线的为最大多数读者服务的娱乐周刊，「这与以往宣传性的娱乐不同，在以往，大众的需求是不会被考虑的」。前一段时间，卓伟工作室的摄影记者在跟拍艺人徐峥时被对方殴打。卓伟和冯科在接受采访时，都想起了多年前因偷拍《千机变2》而一同被剧组殴打的往事。李玩记得冯科危急时刻依然弯腰抱紧相机的动作，而冯科那时正在心里读秒，那台相机连拍之后缓存还需要7到8秒，他从1数到了8，然后迅速退出记忆卡藏起来，下一秒钟相机就被剧组的人抢走了。随后李玩在次日的社论里写道：卓伟冯科「不惧艰险、不辞辛劳，不怕得罪人，不怕惹麻烦，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一个新闻媒体应该完成的本职工作」。两人都对李玩「讨还公道」的态度和方法印象深刻。冯科佩服「他遇事敢担责，不会缩在后头。」而卓伟印象最深的是那时李玩说过的一句话，「娱乐记者被打也是新闻进步」。「因为以前都是调查记者才被打。而娱记听听歌，看看电影，去去发布会，喝喝香槟，就把稿子发了。所以我们做的离新闻专业主义更近」。卓伟团队成员被徐峥殴打的新闻上热搜后，李玩在自己的微博里发出隐晦声援：作为艺人明星，求得公众知名度是你的主观愿望，由此造成的个人隐私损失，也是合理的付出，我简单称为：如果是拿来换钱的，就不是你的隐私。在不同节点因为不同原因分开的3人，又再次在这个事件里站到了一起。快手之旅在曾光明加入快手之前，宿华曾表示，快手不做排行榜，「在我眼里人生而平等，在回忆面前人人平等」。客观报道中国娱乐业，记录明星和名流的红毯一刻和「素颜」时分，追求信息的完整和准确，破除刻板印象和二元对立，满足最大多数受众的信息需求。这也正是过去25年里，李玩在做的事情报道事实，和事实的全部。2017年夏天，快手在全国几万块电影屏幕上打出广告语：生活，没有什么高低，每个人都值得被记录。信息或者记录，究竟有怎样的价值和意义?在与宿华的十余次交流中，曾光明认为两人关于此最大的共识在于，「每多记录一条信息，就为个世界创造了一个不可知的价值，不管它是一个好人好事，一条杀马特视频，还是一张假脸。信息存储本身就是有价值的」，而这个价值，随着时间过去，会不断放大，多大估计都不过分。在老同事何颖珊看来，曾光明从媒体转身进入快手，这个选择并不令朋友们讶异。因为「他不是一个喜欢怀旧和拒绝新东西的人」。她记得李玩总是在自学，「以前办公室的电脑坏了，都会找他来修，他后来还自学了编程」。庄慎之觉得，曾光明是「选择和个人趣味匹配」的人。当年他去北京，就是为了按照自己的设想去建构娱乐报道的新版图。这么多年过去，他不再「自由散漫」，但「拥抱新事物和新技术」的基因一直没有变过。眼下，曾光明加入注册用户达到6亿、日活用户数超过7000万的快手，在内容之外，他之于快手和宿华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快手终于能够在品牌传播、「安全生产」和言说自我上走出非常重要的一步。「一件事情好与坏，关键看本质上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事情。如果事情本身是有问题的，没有任何人能够从舆论和公关的角度去解决一个有问题的事物。」对于快手的本质，曾光明认为从某种意义上，「它不是最伟大、但也算蛮伟大的一个产品。因为它让中国几千万原来没有发声能力的人有机会表达自己，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单凭这一点，就非常有价值。」他认为「快手还有一点很好，它至少提醒了你，这个世界还存在着这么一大群独立价值观、独立审美观的巨量人群，呈现世界的复杂多样」。由此，曾光明相信，「真正的中国社会精英是能够看懂快手价值的」。这让他想到科幻小说《北京折叠》里的不同空间之间的转换窗口，「在这里，你们互相可以看到不一样的生存世界」。 而总会有人先伸出手说，「好吧，你好，我们来认识一下」。曾光明相信快手就在做这个事情。很多人并不知道，快手6亿用户与中国互联网用户的分布几乎完全重合。宿华认为，正因为如此，快手的用户属性和画像是中国「社会平均人」。这样巨量的人群必然会出现多元化的内容。这让他意识到，「遇到问题，用道德去审判是最简单的，但让所有人的权利得到最大体现，这是很难的」。「视频是新时代的文本」。曾光明认为「短视频是今时今日记录效率最高的一种信息形态」。「你可以注意信息的记录历史，它的整个演化过程就是记录的效率在不断提升。结绳记事是一个办法，字符比它效率高，后面的文字、摄影、印刷比它效率更高，以后或许是AR、VR。现在是短视频，如果没有手机、网络的技术，那其实还是不存在的。」曾光明认同宿华的观点：怎么把内容和人之间建立连接并把他们匹配起来?核心的事情要做两件：第一，理解内容。第二，理解人。这背后算法/技术和人文/伦理缺一不可。「在这一过程当中，快手会恪守价值中立的原则，但价值中立并非什么都不去做，对于一些明显违反道德和法律的事情，快手一定会出面干涉。」在曾光明看来，快手就是一个巨大的素材库。至少20亿条短视频的库存如果进行编辑和挖掘，「可以想象，这直接能催生出一个新的行业。」除此之外，快手也在与光线、腾讯影业等合作，计划投拍一批网剧电影。曾光明曾表示，快手会已经成立了专门的娱乐经纪公司，通过大数据实现选星造星。「本质上，我们的核心业务是数据。」曾光明自己的快手，关注了一只折耳猫，一个叫敢敢的两岁男孩，一个在高速公路边给长途货车换轮胎的风暴女侠，以及一位在广东玩具厂流水线安装钟表的年轻女工。有时，他打开页面，「有人拖着一个音响自己在雪地里唱歌，有人在吃乱七八糟的东西。」从小爱看科幻小说的他会想，「假如到1000年后，你独自坐宇宙飞船飞向人马星座。没人愿意同行，因为太远了。在黑暗的宇宙，你闲得一个人唱歌，想起以前快手里也有人这样。你飞到外星球上，抓了点不知是什么的东西吃了，想起快手里的人也这么干过。在地球往事里，这些居然还值得回忆一下。那其他人怎样?从出生到死亡，他的那条线甚至连波动都没波动过」。曾光明也一直在25年的媒体传播生涯里寻找一次接一次的波动和变化。他自认「人生一直蛮幸运的，在传媒领域每一次革命性变化阶段，我都有幸站在旁边或者亲身参与，有时候为它走出一步两步。我并不期望整个过程一定是由我走完，但我觉得人能够在探索记录和传播边界过程里，走出中间的几步，也是很幸运的事情。我们没有太过奢望。」位于五道口清华科技园的快手大厦 尹夕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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