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淘可以，先把GDP留下
作者：admin 发表时间：2017-08-28 浏览：160 海淘动态
跨境电商行邮税征收方式改变的传闻，和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发展跨境电商以刺激消费回流”的消息，一时间让那些跨境电商是挨了一记巴掌又吃了一颗甜枣。
2016年，势必是跨境电商政策大推进以及行业大发展的一年，尤其是将其放在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之下。
供给侧改革视角下看海淘
供给侧改革，发掘消费者的需求，这是去年以来我国经济领域一个最重要的提法。
如何提升供给侧需求，是一个大问题。最理想的，自然是中国厂商在中国制造出消费者喜闻乐见愿意购买的商品，这样制造、零售以及品牌所有的收益都在国内。
但显然，这不是一蹴而就的，毕竟中国品牌和中国制造的接受度，仍在缓慢爬坡中——那么多人愿意跑到日本去买日本品牌的马桶盖就是可见一例。
在短期无法扭转国人这个习惯的前提下，怎么办?前些年，不少中国资本去全球收购国际品牌，最著名的当然是“中国动力嫁接全球资源”的复星系，Clubmed、folli follie等洋品牌买了不少，如此品牌赚的钱至少是算国人的。但敢于这么做的企业家终究是少数，而肯卖给中国资本的海外好品牌也是少数。
于是，海淘或者说高大上的跨境电商成为了另类解决方案。
虽然依然是海外品牌，但相比消费者去日本买马桶盖或者美亚海淘转运，至少零售部分留在了中国。
是的，这些年如火如荼的出境购物和各类灰色领域的转运公司，使得许多本该记在中国GDP的销售额“不翼而飞”了。
这个逻辑不难理解，在按照支出法核算GDP时，GDP=消费+总投资+政府支出+净出口。所以零售额在哪个国家，对应的GDP贡献也在哪个国家。对于GDP开始进入7以下时代的中国经济，刺激消费是最稳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毕竟正如商务部部长高虎城所言：
2015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6.4%，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
中国游客去境外购物，除了旅行费用算是为中国GDP做了贡献，在海外购物那可是妥妥的计入当地国家的GDP。如果说旅游也罢了，各国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代购和转运公司，则是在中国消费者出不出户的情况下，也使销售额进行了转移。
很简单的例子，你在亚马逊下单定了一个500美元的包包，如果使用某家俄勒冈州的转运公司寄回国内，那么体现在美国的就是500美元的零售额，专用公司在当地聘请员工还为当地就业做出贡献，而落在中国的至多是最后一程的报关、运输等微薄的费率。
明明是中国消费者掏钱买了东西在中国用，但是零售额和随之而来的GDP却都算美国的，你说冤不冤。虽然类似转运代购的规模并无也很难精确的统计，但有的估算认为年销售额也有1000亿元以上，再加上境外购物7000-8000亿元的年规模，相对2015年30万亿元的全国社会零售总额，已经是一个不小的规模。
即使我们在生产供给侧上无法快速取代美国日本出品成为消费者首选，那么我们至少可以在零售供给侧上让消费者选择在中国购买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出品的商品，把销售额和GDP留在中国——这正是为何商务部要鼓励跨境电商的根本原因。
不仅仅是留下GDP
当然，跨境电商的意义，不仅仅是把零售额和GDP从其他国家转回中国，其实这个模式本身对国内的进口商品零售业也是一种鲶鱼式倒逼。
同样一件商品，尤其是奢侈品，中国要比境外贵好多好多。这是好多年来，人们心中的固有印象。
为什么中国定价那么高?关税、经营成本固然重要，但进口商品在中国的定价策略也是重要的环节——为了塑造奢侈品形象抑或认为冤大头多，反正贵一点不担心。
但我们也看到，伴随海淘、出境游愈演愈烈，这些中国零售生意不好做的商家尤其是奢侈品纷纷调整定价，力求缩小中国和欧洲、美国市场的价差——这也充分反映了此前那么大的价差，不是成本增加，而是定价策略使然。
事实上，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在年初接受采访谈及商务领域供给侧改革时提到五个问题，第三个正是价差：
还是供给侧的问题。一个是品种短缺，第二个是质量不可靠，第三个是国内外差价太大，第四个是安全问题，第五个是流通不便利
商家有定价自由，把商品的中国售价定高定低，理论上是他们的自由，这是中国政府无法改变的。但是通过鼓励跨境电商，可以通过加速鲶鱼效应，激励或者说逼迫这些进口品牌商进一步调整定价策略——相比跨境电商，这又是另一种在零售供给侧的改革。而且相比跨境电商，这些传统品牌商主要依托实体店销售，再加上需要全国进行的宣传推广，对于实体零售、商业地产的刺激作用同样不可小觑。
海淘品类变动与行邮税
相比高虎城对跨境电商的鼓励，另一则关于“行邮税免征额或取消”的传闻，对于跨境电商产业无疑是个小小的利空，但其实这从高虎城谈跨境电商时的分析，也可看出端倪。
50元以下行邮税免征，这是这些年跨境电商的第一大利器。算起来，2013年上海自贸区诞生后的“跨境通”尝试可谓是这一领域的先锋。当时企业利用自贸区“保税”特质将商品大宗进口后在保税区存放，有订单后再清关寄出，如果按照惯常10%税率征税不足50元，按照条例还可免征。对于这个过程，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查阅2014年一篇题为《在跨境通下单，三天就收到两箱价格便宜近七成的星冰乐》的旧文，对其中许多细节都有详细描述。
事实上，近些年如火如荼的天猫国际、网易考拉、京东大多启用这一保税区模式，而部分商家更是直接建议消费者购物超过500元分拆订单，以享受免税政策——这事实上意味着500元以下商品是免税了。
行邮税的政策变动，不仅仅在于此前跨境电商各地政策不一，更在于海淘结构的变化。
正如高虎城所言：
有相当大比例是中高收入阶层在境外购物，而且从过去主要购买奢侈品牌、高档品牌转向高质量的、性价比合适的日用消费品。
因为是日常消费品，大多500元以下，这意味着如果延续此前行邮税的政策，以消费品为主的跨境电商，为国家贡献的税收将有限，而这对于传统的进口商也是一种不太正当的竞争。
未来的趋势，行邮税既要优惠又不能太优惠将是大势所趋。
你问这样的新政是否会打击跨境电商?影响肯定是有的，但若回到“日用消费品”的大趋势下，这类商品不可能一年偶尔的旅游就能满足，而转运终究是灰色地带，只要行邮税的变动确保商品依然比国内定价便宜，那么显然鲶鱼作用将依旧有效。
2016年，势必是跨境电商政策大推进以及行业大发展的一年，尤其是将其放在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之下。
供给侧改革视角下看海淘
供给侧改革，发掘消费者的需求，这是去年以来我国经济领域一个最重要的提法。
如何提升供给侧需求，是一个大问题。最理想的，自然是中国厂商在中国制造出消费者喜闻乐见愿意购买的商品，这样制造、零售以及品牌所有的收益都在国内。
但显然，这不是一蹴而就的，毕竟中国品牌和中国制造的接受度，仍在缓慢爬坡中——那么多人愿意跑到日本去买日本品牌的马桶盖就是可见一例。
在短期无法扭转国人这个习惯的前提下，怎么办?前些年，不少中国资本去全球收购国际品牌，最著名的当然是“中国动力嫁接全球资源”的复星系，Clubmed、folli follie等洋品牌买了不少，如此品牌赚的钱至少是算国人的。但敢于这么做的企业家终究是少数，而肯卖给中国资本的海外好品牌也是少数。
于是，海淘或者说高大上的跨境电商成为了另类解决方案。
虽然依然是海外品牌，但相比消费者去日本买马桶盖或者美亚海淘转运，至少零售部分留在了中国。
是的，这些年如火如荼的出境购物和各类灰色领域的转运公司，使得许多本该记在中国GDP的销售额“不翼而飞”了。
这个逻辑不难理解，在按照支出法核算GDP时，GDP=消费+总投资+政府支出+净出口。所以零售额在哪个国家，对应的GDP贡献也在哪个国家。对于GDP开始进入7以下时代的中国经济，刺激消费是最稳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毕竟正如商务部部长高虎城所言：
2015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6.4%，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
中国游客去境外购物，除了旅行费用算是为中国GDP做了贡献，在海外购物那可是妥妥的计入当地国家的GDP。如果说旅游也罢了，各国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代购和转运公司，则是在中国消费者出不出户的情况下，也使销售额进行了转移。
很简单的例子，你在亚马逊下单定了一个500美元的包包，如果使用某家俄勒冈州的转运公司寄回国内，那么体现在美国的就是500美元的零售额，专用公司在当地聘请员工还为当地就业做出贡献，而落在中国的至多是最后一程的报关、运输等微薄的费率。
明明是中国消费者掏钱买了东西在中国用，但是零售额和随之而来的GDP却都算美国的，你说冤不冤。虽然类似转运代购的规模并无也很难精确的统计，但有的估算认为年销售额也有1000亿元以上，再加上境外购物7000-8000亿元的年规模，相对2015年30万亿元的全国社会零售总额，已经是一个不小的规模。
即使我们在生产供给侧上无法快速取代美国日本出品成为消费者首选，那么我们至少可以在零售供给侧上让消费者选择在中国购买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出品的商品，把销售额和GDP留在中国——这正是为何商务部要鼓励跨境电商的根本原因。
不仅仅是留下GDP
当然，跨境电商的意义，不仅仅是把零售额和GDP从其他国家转回中国，其实这个模式本身对国内的进口商品零售业也是一种鲶鱼式倒逼。
同样一件商品，尤其是奢侈品，中国要比境外贵好多好多。这是好多年来，人们心中的固有印象。
为什么中国定价那么高?关税、经营成本固然重要，但进口商品在中国的定价策略也是重要的环节——为了塑造奢侈品形象抑或认为冤大头多，反正贵一点不担心。
但我们也看到，伴随海淘、出境游愈演愈烈，这些中国零售生意不好做的商家尤其是奢侈品纷纷调整定价，力求缩小中国和欧洲、美国市场的价差——这也充分反映了此前那么大的价差，不是成本增加，而是定价策略使然。
事实上，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在年初接受采访谈及商务领域供给侧改革时提到五个问题，第三个正是价差：
还是供给侧的问题。一个是品种短缺，第二个是质量不可靠，第三个是国内外差价太大，第四个是安全问题，第五个是流通不便利
商家有定价自由，把商品的中国售价定高定低，理论上是他们的自由，这是中国政府无法改变的。但是通过鼓励跨境电商，可以通过加速鲶鱼效应，激励或者说逼迫这些进口品牌商进一步调整定价策略——相比跨境电商，这又是另一种在零售供给侧的改革。而且相比跨境电商，这些传统品牌商主要依托实体店销售，再加上需要全国进行的宣传推广，对于实体零售、商业地产的刺激作用同样不可小觑。
海淘品类变动与行邮税
相比高虎城对跨境电商的鼓励，另一则关于“行邮税免征额或取消”的传闻，对于跨境电商产业无疑是个小小的利空，但其实这从高虎城谈跨境电商时的分析，也可看出端倪。
50元以下行邮税免征，这是这些年跨境电商的第一大利器。算起来，2013年上海自贸区诞生后的“跨境通”尝试可谓是这一领域的先锋。当时企业利用自贸区“保税”特质将商品大宗进口后在保税区存放，有订单后再清关寄出，如果按照惯常10%税率征税不足50元，按照条例还可免征。对于这个过程，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查阅2014年一篇题为《在跨境通下单，三天就收到两箱价格便宜近七成的星冰乐》的旧文，对其中许多细节都有详细描述。
事实上，近些年如火如荼的天猫国际、网易考拉、京东大多启用这一保税区模式，而部分商家更是直接建议消费者购物超过500元分拆订单，以享受免税政策——这事实上意味着500元以下商品是免税了。
行邮税的政策变动，不仅仅在于此前跨境电商各地政策不一，更在于海淘结构的变化。
正如高虎城所言：
有相当大比例是中高收入阶层在境外购物，而且从过去主要购买奢侈品牌、高档品牌转向高质量的、性价比合适的日用消费品。
因为是日常消费品，大多500元以下，这意味着如果延续此前行邮税的政策，以消费品为主的跨境电商，为国家贡献的税收将有限，而这对于传统的进口商也是一种不太正当的竞争。
未来的趋势，行邮税既要优惠又不能太优惠将是大势所趋。
你问这样的新政是否会打击跨境电商?影响肯定是有的，但若回到“日用消费品”的大趋势下，这类商品不可能一年偶尔的旅游就能满足，而转运终究是灰色地带，只要行邮税的变动确保商品依然比国内定价便宜，那么显然鲶鱼作用将依旧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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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淘“爆发”年，市场已天下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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